博鳌亚洲论坛发布促进经济全球化宣言

二是列举式界定，即备忘录逐项列举受惩戒行为，包括市场竞争、慈善捐赠、婚姻登记、公共资源交易、文化市场、铁路、民航等7个领域。

也因此，对于社会成员健康和安全的保障亦自然而然变成社会成员放弃自然权利转而接受社会公意约束的一个必然条件，健康的护卫成为政府的一项天然职责。这种建构方式可存在两种逻辑阐述：其一，以公共卫生理念之差异，可将公共卫生法划分为公共健康促进法和公共健康保障法。

另外，以秩序行政与给付行政为划分依据，虽然突出了理念与手段的差异性，但是两者亦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往往在许多公共卫生问题的处理上，需要两者兼顾。另外，法治是人民权益和民生福祉的保护伞。通过对特殊人群制定个性化的健康保障制度，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质公平的重要举措。如果群体的健康是一种静态的公共健康，那么多数人的健康则是一种动态的公共健康。纵观各国现代公共卫生立法史，虽然形式各异，有成文法，也有判例法，有统合式之立法，亦有零散式之规定，但无一不是以法的形式来为国家或政府主导公共卫生治理、维护公共健康利益提供形式之正当性及效力之权威性，它既是一种政治权力，亦是一种政治承诺。

整合现有卫生监督机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内部监管部门卫生行政执法监督职能，成为统一权威的公共卫生行政执法主体，彻底去除公共卫生行政执法主体弱化弊端。因此，应对非典、新冠肺炎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经有较为完备的法律应对体系。[4]汪永清编著：《行政处罚法适用手册》，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56]（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7页。[69]否认解释只是选择了其中一种类型所做的片面理解。这一要素可以概括为报应性。亦可参见吴炼孩诉汕头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行政强制案，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汕中法行终字第16号行政判决书。

[25]因此，扣分并未剥夺或限制利益，只是惩戒预备行为[26]或教育措施，[27]而非行政处罚。[80]报应的原始形态是同态复仇，奉行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朴素理念。

这一判断是形式违法性判断，是认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第一步，其在一定程度限定了行政机关认定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不会超出既有的行政处罚性法律规范。参见熊樟林：行政处罚的种类多元化及其防控——兼论我国《行政处罚法》第8条的修改方案，《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3期，第82页。[29]但是，制裁性同时也饱受争议。[15]参见陈鹏，见前注[2]，第99页。

理论界有人持肯定立场，[72]也有人持否定立场，[73]甚至还有持中间立场者。这是对1996年《行政处罚法》的重大补充。如前所述，不利益性是既已发生的利益折损结果，而非过程性和可能性的中间状态。利益只是指一种好处，[35]或者说是需要，[36]并没有合法与非法的区分。

从整体上来看，责令限期改正并不是一种打击和报复，面向的也并非过去的违法行为，而是对未来的预防和修正，[90]是要返回理想的法秩序，[91]与报应性的上述内涵完全不符。[85]因此，在行政没收过程中，行政机关没收违法行为人之外的第三人所得物和第三人所有物，不是行政处罚，而只能被认定为是一种保安处分。

否则，就不会有人反复将收容教育劳动教养等明显具有制裁性的行为，断定为行政强制措施。该案中，法院认为公布车辆违法记录的违法事实公布行为不是行政处罚。

如超生行为违反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2000年）第2条。因此，不利益性的行为对象应是价值中立的。[16]参见应松年：《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以下。行政强制措施尽管确实没有剥夺相对人利益和价值，但却使其承担了一定的负价值或者不利益。把行政强制与行政违法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想从合法与非法中寻找第三者，这从逻辑上讲是错误的。[9]它们尽管与警告类似，却无法被解释成警告。

杨小君：《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18]王青斌：行政法中的没收违法所得，《法学评论》2019年第6期，第162-170页。

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 [62]参见邓海峰：环境容量的准物权化及其权利构成，《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第59-66页。[37]关于违法行为和报应性的具体介绍，请参见下文。

[19]田中成明『法的空間―強制と合意の狭間で』（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141頁。[73]参见李孝猛：责令改正的法律属性及其适用，《法学》2005年第2期，第54-63页。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同时，行为人虽未满十四周岁，不符合有责性，但其行为却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侵害了法益，符合违法性。[80]黑格尔，见前注[51]，第104页。[29]如姜艳春诉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公安行政管理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行申17号行政裁定书。

如要认定罚款是行政处罚，则必须证明被罚金钱也必须是合法财产等等。[7]典型如《义务教育法》。

[13]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论文：陈鹏，见前注[2]，第99-114页。但是，根据不利益性要素，可得出相反结论。

如教育部《教育网站和网校暂行管理办法》（2000年）第21条规定：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视情节轻重予以警告、通报批评、取消教育网站和网校开办资格等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等等。其二，比较多个法益，如果侵害某一法益是为了保护另一个更高的法益，则仍然应当是允许的，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是其典型例证。

这一直是传统理论的最大软肋，尤其是在对面向非法利益实施的制裁措施的定性上，制裁性标准一直束手无策。[60]《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16条：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应当采取措施进行治理，并按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42] 对于上述问题，学者们曾试图运用制裁性予以回应，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没有制裁性，只是一种保障行为，[43]但是行政处罚关心的是制裁性。因此，形式违法性判断和实质违法性判断是一前一后的，前者的主要角色是入罚，后者则是出罚。

[95]熊樟林，见前注[30]，第81页。但是，传统理论并未围绕它们搭建一套完整的判断体系，我们仍然需要从理论上做更为系统的解释与说明。

参见胡建淼：关于《行政强制法》意义上的‘行政强制措施之认定——对20种特殊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的评判与甄别，《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2期，第11-13页。否定判决如：张斌慧与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交通警察支队行政处罚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沪二中行终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

人们无法理解，在强制醒酒2小时的行政强制措施中，2小时自由若是临时的，为什么行政拘留3天就不是临时的？二者最终不都恢复自由了吗？临时性标准存有两个明显的逻辑漏洞：其一，就财产权而言，尽管在行政强制措施之后，财产利益经由返还能够恢复，但其附带利益或预期利益却不可复原。只是在其被赋予价值评价以后，才产生了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的不同类型。